對于通過上述行賄和受賄成立一個犯罪情形的不對應，有的人以刑法規定只有進行嚴厲打擊行賄犯罪問題才能得到遏制受賄犯罪為由，認為中國出現行賄罪成立而受賄罪不成立的情形同時也是一種正常的。浦東刑事律師就來告訴您有關的情況是怎樣的。

　　但是，筆者研究認為，試圖將行賄罪作為學生嚴厲打擊目標對象，認為我們以此就可以切斷受賄罪來源分析進而能夠有效手段遏制受賄犯罪的觀點是似是而非的。從犯罪事件發生經濟學上看，相關技術領域的管理系統漏洞、權力尋租機會的大量數據存在，是行賄受賄發生的根源。

　　如果沒有相關信息管理會計制度不健全，加大對行賄罪的處罰力度發展并不能提供有效方式遏制這類網絡犯罪；從司法資源政策上考慮，對行賄犯罪過程中如果行政處罰太嚴厲勢必影響使得受賄犯罪的查處更困難。

　　從共犯理論上看，可以這樣認為行賄和受賄行為能力都是正犯行為，但基于社會義務犯的法理，也可以把受賄作為國家核心員工行為，把行賄作為使對方無法實現受賄意圖的幫助幼兒行為，從而將受賄罪作為主要刑罰處罰重心。

　　這些都說明在司法實務中，在受賄罪不能成立時，大量處罰行賄罪犯是不合適的。在實務上，原則上應該在與受賄罪對應的意義上處罰行賄罪。受賄人“曾因故意犯罪受過刑事追究”的情節規定，與情理、法理之間均存在一定抵觸。

　　首先，從情理上看，如果收受財物的人曾經犯下的罪行與貪污受賄有關，其曾經犯罪的事實能夠影響定罪（1萬元以上3萬元以下）或影響量刑還勉強能夠說得過去，但如果某種行為和職務便利完全無關（如醉酒駕車、故意傷害等），將行為人曾經犯罪的情節作為定罪或量刑情節，在情理上講就不具有充分的理由。

　　在與此大致類似的定罪情節規定中，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盜竊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2013年4月2日）第2條第1項也僅規定，行為人曾因盜竊受過刑事處罰的，盜竊數額較大的標準可以按照通常標準的50％確定。

　　因此，該規定也強調行為人前后所實施的行為都必須是盜竊，而未泛泛地規定行為人“曾因故意犯罪受過刑事追究”的盜竊罪的定罪數額標準就可以“減半”確定。其次，從法理上看，刑法對累犯也只是規定從重處罰，而不能將累犯情節作為影響定罪和法定刑升格的條件。

　　受賄人“曾因故意犯罪受過刑事追究”的事實很可能連累犯都不能成立，從法律效果上看，一個連從重處罰都談不上的事實，反而成為定罪或法定刑升格的條件，在法理上講不通。最后，在實務中可能重復評價被告人的行為。

　　在受賄1萬元以上3萬元以下的情形中，受賄人“曾因故意犯罪受過刑事追究”的，如果成立累犯，該累犯情節就可能在實務中同時被作為定罪情節和我國《刑法》第65條所規定的從重處罰情節，被評價和使用兩次。

　　在受賄人“曾因故意犯罪受過刑事追究”成為影響法定刑升格的情形下，累犯情節可能被作為法定刑升格的情節使用，又被作為升格后的法定刑幅度內從重處罰的情節再評價一次，這明顯和禁止重復評價的法理不符。

　　浦東刑事律師認為，對“造成惡劣影響”情節的規定存在明顯不足。一方面，“造成惡劣影響”的內容不明確，這在玩忽職守罪的司法認定中飽受詬?。簬缀跛嘘P于造成惡劣影響的判斷都缺乏客觀標準；損害結果的出現，往往是問題的長期積累和各種矛盾的疊加造成的；媒體對具體事件的報道往往失之偏頗，使得對不良影響的認定更加隨意。另一方面，“造成惡劣影響”與“為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損失”的關系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