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權利性上訴”的理論基礎，認罪認罰被告人的上訴權不應被限制，更不應被剝奪。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七條的規定：“被告人、自訴人和他們的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第一審的判決、裁定，有權用書狀或者口頭向上一級人民法院上訴。”上海刑事訴訟律師來帶您了解一下具體情況。

　　該條確定了我國刑事訴訟中被告人的上訴權是一種“權利性上訴”，即只要不服一審裁判，就可以上訴，該條第三款甚至重申：“對被告人的上訴權，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剝奪?！?

　　如果在認罪認罰案件中設定與上訴權同步的抗訴權，看似沒有限制或者剝奪被告人的上訴權，實際上架空了認罪認罰中被告人的上訴權。因為一旦被告人上訴，將引起檢察機關的抗訴，此時被告人不受“上訴不加刑”原則的保護，二審很大可能會加重刑罰。作為一個理性人，如何權衡應當是很明顯的。甚至張軍檢察長明確指出此種情形下檢察機關抗訴的目的是今后減少甚至沒有這類上訴。

　　因此，我國沒有任何一條法律規范明確認罪認罰上訴人不享有上訴權。從法律位階的角度，司法解釋沒有權力限制認罪認罰被告人的上訴權2021年最高檢《量刑指導意見》以司法解釋的形式賦予了檢察院針對認罪認罰被告人上訴的同步抗訴權。

　　我國《立法法》的第八條的規定：“下列事項只能制定法律：……（十）訴訟和仲裁制度……”上訴權和抗訴權屬于訴訟制度的范疇，應當是毫無疑問的。在現行刑事訴訟法并沒有規定認罪認罰案件中被告人不具有上訴權的前提下，顯然《量刑指導意見》以司法解釋的形式限制認罪認罰被告人的上訴權是于法無據的。

　　張軍檢察長指出，被告人認罪認罰后又上訴，說明其在形式上反悔了，通過檢察機關抗訴，讓二審法院加刑?？乖V的目的是今后減少甚至沒有這類上訴，從而節約司法資源。⑥可以發現，張軍檢察長是反對認罪認罰被告人上訴的，其理由在于堅守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效率價值。

　　更有對認罪認罰被告人的上訴權持“全面剝奪論”的學者提出：在適用速裁程序審理的認罪認罰案件中，應當剝奪被告人的上訴權，實行“一審終審”，否則不但違背了速裁程序提高訴訟效率的初衷，而且是對國家司法資源的浪費。

　　可以發現，反對認罪認罰被告人享有上訴權的理由大多基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價值取向是效率這一理由。但是，不能將認罪認罰被告人上訴簡單等同于浪費司法資源，而應當將視野放寬至整個訴訟階段。

　　在一審及審前程序中，被告人確有認罪認罰的表現，且由于其認罪認罰，偵查機關、公訴機關獲取供述、收集證據更加容易，被告人為刑事訴訟節約的資源客觀存在，而且這樣的便利會一直延續至二審期間。不能因為被告人上訴就否認其已經為刑事訴訟帶來的便利，更不能否認其認罪的真誠態度。此種做法在邏輯上是不合理的。

　　雖然被告人的上訴導致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沒有實現最大效率價值，但不可否認其在上訴之前已經節約的司法資源。

　　檢察機關抗訴的法律依據是《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八條以及《高檢規則（2019）》第五百八十四條，這兩條共同框定了檢察機關抗訴的理由是裁判“確有錯誤”，而“錯誤”又可以分為證據問題、事實問題、量刑問題和程序問題等等。

　　因此，在認罪認罰被告人上訴的案件中，檢察機關同步抗訴的理由就是被告人反悔，投機利用認罪認罰制度換取輕緩的刑罰，之后又利用“上訴不加刑”原則的限制進行上訴，以期僥幸獲得更輕的刑罰。這說明被告人之前的認罪認罰是不真實的，一審法院基于不真實的認罪認罰作出的從寬判決也就是“確有錯誤”的。

　　乍一看，這一抗訴理由的邏輯如同行云流水般嚴密。但細細推敲，其中存在最基本的邏輯錯誤。

　　上海刑事訴訟律師認為，大部分被告人在一審時認罪認罰是基于當時的情況作出的真意表示，一審法院也是基于這一事實和情節依法作出的從寬裁判，這是沒有問題的。之后被告人上訴，這是一審法官在作出裁判的當時沒有發生的，也是其無法預知的。我們不能以后來發生的事實倒回去推翻之前依法作出的判決。換言之，一審判決是否正確，應當以當時存在的事實和情節進行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