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刑事犯罪知名律師   1.各種形式的賄賂。

　　受賄罪和受賄罪是受賄罪的兩個方面。委托方和被委托方處于賄賂的兩端。賄賂達到法定標準時，行賄一方構成受賄罪，索取或者收受賄賂一方利用職務之便為委托方謀取利益(或者承諾謀取利益)構成受賄罪。在中國，“賄賂”包括金錢、商品和可以用金錢計算的財產利益?？傊苜V罪涵蓋所有財產利益的轉移，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幾種方式:

　　1.交易賄賂。

　　某市規劃局總工程師肖某，為布某開發的建設項目，在規劃設計變更審批和規劃驗收中“打開了后門”，然后以約68萬元的價格，從布某處購買了一套市值約111萬元的房產。這種以明顯偏離市場的價格進行的交易，意在使受托人賺取差價，屬于“交易賄賂”。法院認定，肖某在交易中獲得的43萬元差價構成受賄罪，布某構成受賄罪。

　　2.利用賄賂。

　　“零投入、高回報”可以用“坐享其成”來形容，比如“干股受賄”，受托人不出資取得股份，以股份分紅的名義取得利益；再比如“合作投資賄賂”，以合資公司、合作投資等名義。，只有委托方出資，被委托方并不實際投資和參與經營管理，而是享有利潤；再比如“委托理財賄賂”，名義上是委托方投資證券、期貨或者其他理財業務。投資成本其實是由委托方支付的，委托方會收到全部收益；再比如“名義有償賄賂”，要求委托方為被委托方的近親屬和愛人安排工作，但這些人不工作直接獲得報酬。以上所有模式本質上都是不支付應有的成本，而是與其職權相對應的非法獲利，都可能涉嫌受賄罪。

　　3.借賄賂。

　　“借賄賂”就是打著借房借車借錢的旗號轉移利益。甲公司和乙公司共同出資成立了一家房地產公司。根據B公司的要求，A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僅為其提供了資金借貸和貸款擔保，還違規為其分配了資金退款。為了表示感謝，B公司董事長劉將該房產“借給”住了幾年的A公司董事長周。本案財產事實上已經被周長期占有使用，權屬登記不變不影響受賄罪的認定。最后法院判決建宏達公司構成受賄罪。

　　如果受托人向委托方索要“貸款”，或者收到委托方的“貸款”但不愿意歸還，則有行賄嫌疑，向受托方“借錢”的委托方有受賄嫌疑，但已被行賄且未獲得不正當利益的除外。某建筑公司項目經理田某在省體育局計劃財務部副主任何某的幫助下承擔了該項目。不久，何某以母親的名義買房，田某支付了購房款。庭審中，何稱自己向田借錢。法院認為何未出具借據，雙方從未約定借款期限及利息。他從未表達過事后還貸的意圖和行為，這與正常貸款的基本特征完全不符。因此，認定何受賄罪，認定田受賄罪。

　　4.服務賄賂。

　　“受托人享受服務，受托人買單”是服務賄賂的典型特征。請受托人提供會員服務，以開會討論的名義組織旅行，安排吃喝娛樂美容嫖娼等。中央紀委出品的專題紀錄片《永遠在路上》披露了房地產巨頭萬科受賄案。萬科的一家子公司聽說，時任青島日報社黨委原副書記的王喜歡足球，打著虛構的“留學項目”的幌子，主動安排王出國觀看世界杯半決賽，旅游數日，花費60多萬元。雖然“服務賄賂”并不直接向受托人送錢和禮物，但購買這些服務需要支付金錢，本質上是財產利益，構成賄賂。

　　5.感情投資賄賂。

　　人際關系根植于中國傳統社會，過節，讓紅色的事情白白發生，親朋好友之間交換小禮物和禮物，是一種傳統禮儀。但是，當送禮對象是上級或有行政權力的官員時，就有被認定為賄賂的風險。情感投資賄賂打破了“求人、回報”的賄賂規范，以“人情關系”為幌子，延長了求人和運送財物的時間間隔，試圖淡化權力和金錢交易的痕跡。在司法實踐中，法院通常根據雙方關系、交往背景、金錢和財產的多少、是否存在雙向互惠、送禮前后是否有要求等因素來區分人情關系和情感投資賄賂。

　　在陸某某受賄案中，某建筑公司董事長陸某某以2001年拜年至2011年春節的名義，向人大副主任、副縣長、人大常委會主任贈送禮品共計12萬元。庭審中，陸某某以人際關系為借口。法院認為，雖然陸某某在送禮時并未提出具體要求，但送禮對象均與其經營的公司有行政關系，且存在送禮前后為涉案公司謀取不正當利益的案件，涉案金額較大。因此，陸某某的公司被判犯有受賄罪。

　　二、賄賂的風險交織在一起。

　　企業家受賄的內部風險主要指向員工。員工個人行賄導致企業問責的案件通常包括以下一種或多種情況:(1)員工是核心部門負責人；(2)賄賂款項來自公司賬戶；(3)員工享受自由支配費用；(4)招待費等敏感費用缺乏透明度。

　　在上述情況下，如何區分個人犯罪和單位犯罪？關鍵在于兩點:賄賂是來自個人還是單位的決定？利益屬于個人還是單位？以賄賂犯罪為例，通常員工的賄賂客觀上會使個人和企業都獲利。這時，如果員工屬于核心部門或單位的負責人，在實踐中，員工的個人決策往往會被視為單位決策；如果行賄資金來源于公司賬戶或公司以各種名義支付或報銷的費用，可以推斷公司默許或縱容行賄，存在被追究單位犯罪的風險。

　　與內部風險相比，參與賄賂的企業的外部風險更不確定:行業、外國法律和上下游業務伙伴都可能是風險的來源。海外企業逃脫不了“長臂管轄”的魔掌。在為中國企業提供資金支持的同時，世界銀行和其他銀行集團也對項目參與者的腐敗行為實施聯合制裁。一些國家對企業施加嚴格的義務，以防止賄賂犯罪。例如，英國《反賄賂法》確立了防止商業組織賄賂和失職罪。就業務伙伴而言，無論是供應商、經銷商、代理商、母子公司還是姊妹公司，其行賄記錄或信用危機，以及不規范的合作經營行為，都會大大增加企業受賄的刑事法律風險。

　　第三，賄賂風險防控的路徑——構建反賄賂合規計劃。

　　有效實施的合規計劃已被美國、英國、法國、意大利等國家列為減免企業刑事責任的法定事由。雖然中國還沒有形成這樣的激勵機制，但已經在《反不正當競爭法》和司法判決中釋放了一個信號:有效實施的反賄賂合規計劃可以體現企業意愿，隔離員工和商業伙伴的賄賂風險，阻斷行政處罰和刑事偵查。

　　陸續出臺的《合規管理制度指引》、《中央企業合規管理指引(試行)》、《企業海外經營合規管理指引》等文件，為企業反賄賂合規計劃提供了指導。一些企業積極響應，逐步建立內部控制機制。例如，騰訊制定了《陽光員工行為準則》，阿里巴巴發布了《阿里巴巴集團商業行為準則》，JD.com成立了反腐敗合規部，發布了《JD.com集團反腐敗條例》。

　　　　上海刑事犯罪知名律師 合規計劃是一個系統工程，包括系統創建、人員配備、定義標準和要求、細化流程、監督實施和定期維護。關于反賄賂合規計劃，企業內部有以下四項措施可供參考:一是制定員工手冊，明確禁止賄賂，明確業務崗位員工的行為規范。反賄賂政策可以通過簽署承諾書、培訓、與工作晉升和工資掛鉤的評估等措施來傳達，以增強員工的合規意識；二是加強資金管理，明確禮品、招待、差旅、捐贈、福利等敏感費用標準，在項目承包、物資采購、融資等高風險業務環節留下財務交易痕跡，嚴格執行資金審批流程；第三，為業務伙伴制定合規管理政策，包括誠信調查、簽訂有明確反賄賂條款的合同、簽署風險通知；第四，企業合規計劃的長期有效運行離不開持續的監督和維護，而日常監督機制的建設、及時、暢通和安全的內部報告渠道的提供以及調查和問責機制的建立也是不可忽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