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然，持這種觀點的學者之所以否認訴訟詐騙行為構成詐騙罪，也是因為將詐騙罪限定為二者間詐騙。如前所述，這一解釋過于縮小了詐騙罪的成立范圍。其次，敲詐勒索罪的基本構造為，行為人實施恐嚇行為——對方產生恐懼心理——對方基于恐懼心理處分財產——行為人或者第三者取得財產——被害人遭受財產損失。上海刑事訴訟律師來為您講講相關的問題。

　　與詐騙罪相似，在敲詐勒索罪中，受恐嚇的人與被害人不必是同一人，但受恐嚇的人必須是處分財產的人，而且受恐嚇的人在處分他人財產時，必須具有處分被害人財產的權限或者地位。在訴訟詐騙的場合，雖然被害人交付財產是被迫的，但并不是因為恐懼心理而交付財產。

　　由于法院判決被害人交付財產，故應認定法院是財產處分人，但法院只是受騙而沒有受恐嚇。所以，對行為人認定為敲詐勒索是相當困難的（例如，將上述工程案認定為敲詐勒索罪，恐怕難以被人接受）。

　　換言之，在訴訟詐騙的場合，認定為詐騙罪所要回答的問題是：為什么行為人沒有欺騙被害人也成立詐騙罪？認定為敲詐勒索罪所要回答的問題是：為什么行為人沒有恐嚇被害人也成立敲詐勒索罪？對于前者，筆者已經作了回答。

　　一旦試圖對后者做出回答，就會發現，由于行為人并沒有恐嚇被害人，故不能認定為二者間的敲詐勒索；由于處分財產的法院沒有受恐嚇，也不能認定為三者間的敲詐勒索。所以，對于訴訟詐騙而言，與其在敲詐勒索罪方面尋找理由，不如認定為（三角）詐騙罪。

　　此外，雖然訴訟詐騙既遂的可能性不大，但這難以成為否認詐騙罪成立的理由。況且，事實上發生了許多訴訟詐騙既遂的案件；對訴訟詐騙未得逞的，也可能以詐騙未遂論處。對上述三種觀點的異議，以及前述相關分析，已經表明了本文的立場——訴訟詐騙行為成立詐騙罪。

　　除此之外，還有兩點值得說明。首先，由于法院是審判機關，法官具有做出各種財產處分的判決與裁定的法律上的權限，故訴訟詐騙是三角詐騙的典型形式。正因為如此，否認訴訟詐騙成立詐騙罪，意味著否認三角詐騙成立詐騙罪，這會導致詐騙罪的處罰范圍過于窄小。

　　如果否認訴訟詐騙成立詐騙罪，而承認其他三角詐騙成立詐騙罪，則明顯不協調。例如，前述保姆案，恐怕沒有人會主張無罪，但被騙人與被害人并不具有同一性?；蛟S有人將被騙人丙也視為被害人，因而肯定詐騙罪的成立；其實保姆丙本人如同法官一樣，并沒有遭受財產損失，現實上主人乙是被害人。

　　也許有人提出，乙不是被害人，因為他完全可以向保姆索賠；可是，即便如此，乙也正是因為遭受了財產損失，才可以向保姆丙索賠；而乙之所以遭受財產損失，當然是甲的詐騙行為所致。同樣，在訴訟詐騙中，被害人之所以遭受財產損失，也是因為行為人實施了欺騙性訴訟行為。

　　所以，只要肯定保姆案成立詐騙罪，就沒有理由否認訴訟詐騙成立詐騙罪。退一步說，即使認為，因為可以將保姆案中的保姆丙視為廣義的被害人，所以肯定詐騙罪的成立，那么，在訴訟詐騙中，也可以將法院的法官視為廣義的被害人而肯定詐騙罪的成立。

　　其次，舊中國沒有規定訴訟詐騙罪，但實務上一致肯定訴訟詐騙成立詐騙罪。例如，舊中國最高法院1939年上字第3912號判決指出：“上訴人提出偽契，對于他人所有之山場林木，訴請判令歸其所有，即系向法院施用詐術，使將第三人之物交付于己，雖其結果敗訴，仍于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外，成立詐欺未遂罪名。”

　　舊中國最高法院1940年上字第2118號判決指出：“上訴人因權利人提起民事訴訟向其追取租仔，先后在受訴法院提出偽契，主張受當該田，及已代為贖回，否認付租義務，自系連續行使偽造私文書，以詐術圖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既經民事判決勝訴確定在案，其詐欺即屬既遂。”

　　上海刑事訴訟律師認為，就目前來看，這種司法傳統具有借鑒價值?？偠灾?，訴訟詐騙是三角詐騙的典型形式，應當以詐騙罪論處。債權憑證詐騙三角詐騙除訴訟詐騙外，還廣泛存在于利用債權憑證騙取他人財物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