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人藍某行為構成“將本單位財產非法占為己有”。上述第二種意見提出，如果有證據證明涉案款項實際上是單位業務過程中應當支出的部分，應當排除被告人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不能認定為被告人占有的數額。我們對此有不同的看法。上海刑事案件律師為您講解一下相關的情況。

　　首先，從金錢是種類物的法律文化屬性數據來看。某某公司可以將被告人藍某虛構的外聘管理人員進行工資打入相應提高員工的銀行卡賬戶，被告人藍某實際情況掌控我們這些問題銀行個人賬戶并定期取款。

　　在法律上對于這些錢款已排除了工作單位及他人的控制和支配，財物所有權已經發展隨著市場占有的轉移而轉移，并且通過這些錢款已經同藍某個人的錢款混同，之后支出的到底屬于自己哪一部分錢款，在事實和法律上均無法有效區分。

　　第二，從證據的角度來看。被告藍提出將部分款項用于向經銷商支付倉儲費，的確有多名證人作證，但被害單位的兩名工作人員在證詞中提到，某某公司不接受被告藍公司，稱該公司與經銷商是買賣關系，沒有理由支付所謂倉儲費，被告藍為了提高工作業績，私下與經銷商約定自己的倉儲費用，是被告藍的一種個人行為。

　　被告姓藍，聲稱部分款項被用于支付公司的年會費用和團隊建設費用（團隊成員旅費等） ，但他沒有提供相關證據，并在證詞中提到被殺害單位的員工，對于公司的年會，員工旅費及其他費用，經公司銷售總監以上領導批準可以報銷，但公司報銷記錄沒有被告姓藍批準報銷的記錄。

　　另外，從常識上來講，既然受害單位對于年會費、團隊建設費等相關手續要上報，被告藍作為中區的銷售經理，完全可以通過正規渠道獲得適當的資金支出，為什么要通過假冒外部員工來騙錢呢？

　　最后，從犯罪形式上。被告人蘭某開始騙取“工資”時，其主觀方面具有違法性。當他獲得了單位錢的控制權和支配權，受害單位失去了對錢的支配權；而且，蘭在取得該款項后，并未做出將該款項退還給單位等任何能夠阻卻其主觀非法占有的故意行為。因此，在非法占有的數額已達到職務侵占罪標準的情況下，被告人蘭的行為已經成立，犯罪既遂。

　　基于上述理由，被告藍鴻震表示，倉庫開支、年會費、團隊建設開支及其他開支，即使可以透過單位的正式程序聲明證明，因為單位的利益必須花錢，亦不會影響單位的行為角色塑造。

　　在本案的一審審理過程中，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于2016年4月18日發布的《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調高了認定職務侵占罪“數額較大”“數額巨大”的標準。

　　根據該《解釋》第十一條第一款的規定，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條規定的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第二百七十一條規定的職務侵占罪中的“數額較大”“數額巨大”的數額起點，按照本解釋關于受賄罪、貪污罪相對應的數額標準規定的二倍、五倍執行。

　　根據該《解釋》第一條、第三條的規定，貪污或者受賄數額在三萬元以上不滿二十萬元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條第一款規定的“數額較大”；貪污或者受賄數額在二十萬元以上不滿三百萬元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條第一款規定的“數額巨大”。

　　上海刑事案件律師認為，本案被告人藍某職務侵占數額為59萬余元，按照新《解釋》的規定，屬于職務侵占數額較大，依法應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一審法院依照“從舊兼從輕”的原則，綜合考慮被告人藍某有自首、退贓等從輕情節，對其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緩刑一年六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