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誘取證有時是一種偵查策略，于案件的偵破會起到意想不到、“四兩撥千斤”的效果；有時卻是一種逼供手段，違法取證，導致虛假供述，造成冤假錯案。那么，引誘取證的合法與非法的邊界是什么呢？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方面認定引誘取證的合法性邊界。上海刑事大律師來帶您了解一下具體情況。
一般而言，引誘作為偵查技巧時，偵查人員已基本掌握了犯罪事實，但犯罪嫌疑人卻抵賴不認罪或避重就輕認罪，偵查人員就會通過合法的引誘手段達到獲取有罪口供的目的。此時的引誘技巧包括訊問方案的設計和因時善誘的靈活應變，也包括對犯罪嫌疑人在法律許可范圍內作出承諾等。
引誘作為訊問技巧的前提是，偵查人員所要獲取的口供標準是以已經掌握的犯罪事實為標準的，沿著已掌握犯罪事實的主線對犯罪嫌疑人進行適當的誘供，目的是不偏離客觀事實。但當引誘作為非法取證手段時，其目的就不一樣，即純粹為了逼取有罪供述。
當引誘作為逼供手段時，偵查人員一般面臨兩種情況，其一是犯罪事實已經發生，但尚不能確定犯罪嫌疑人；其二是將犯罪嫌疑人直接當作犯罪行為人，但尚未掌握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實。第一種情況好理解，偵查機關往往是根據自己或當事人的懷疑，就將懷疑對象當作犯罪分子抓捕，抓捕歸案后再進行逼取口供，通過逼取口供所獲取的各種線索，再分頭按圖索驥，尋找各種有罪證據。
而犯罪嫌疑人或許是犯罪行為人，也或許是清白者，若是清白者又將如何認罪呢？即使是犯罪行為人，面對著沒有其他任何有罪旁證的犯罪嫌疑人，也是不會輕易就范的。因此，刑訊逼供+誘供就派上用場了。
第二種情況就不容易理解，在邏輯上陷入悖論，即既然沒有發現其犯罪事實，又怎么直接把犯罪嫌疑人當作犯罪行為人呢？但這種情況在偵查職務犯罪案件中是普遍存在的。正如張燕生律師在《當前反貪的危險傾向及其嚴重后果》一文中舉了這么一個案例：一名犯罪嫌疑人因莫須有的罪名，被檢察機關采取強制措施而接受調查。
在訊問期間，犯罪嫌疑人實在編不出來受賄的事實和金額，辦案人員就讓他拍腦袋，從3萬、5萬、50萬、100萬，一直拍到上千萬，受賄數額是“拍”出來的，拍上去的，但受賄情節卻“拍”不出來，便由辦案人員直接在電腦上作出一份問答式的審訊筆錄，所謂受賄事實、情節都在上面，讓犯罪嫌疑人簽名，然后再背下來，在接下來的審訊中照著說。
在同步錄音錄像時不但要背著說，還要表現好，就是神態自然，絲毫沒有被刑訊逼供、誘供的痕跡，這些不僅僅需要偵查人員參與編造，更需要偵查人員負責導演。該案例中，偵查人員就是先定他人有罪，然后再制造犯罪事實，這已經不是“有罪推定”問題，而是“有罪確定”的偵查規則。
引誘作為偵查技巧還是非法取證手段，不但是偵查人員主觀意志的產物，同時也因為該主觀意志外化后成為被犯罪嫌疑人感受體驗的對象，所以，從犯罪嫌疑人的主觀感受也可以判斷出引誘的法律性質。
一般來說，犯罪嫌疑人對引誘偵查技巧的反應是輕松的、自在的，沒有壓迫感，沒有痛苦感，甚至可能因為與偵查人員斗智斗勇過程中獲得微小的勝利而產生快感，也可能因為偵查人員的機智靈活而心生敬畏和折服，也可能因為偵查人員的循循善誘而心存感激。
可以說，作為偵查技巧意義上的引誘，真正能夠做到以理示人、以法教人、以情動人、以智服人，不會產生偵查人員與犯罪嫌疑人之間的對抗情緒，犯罪嫌疑人也不會因為引誘技巧而翻供或申請非法證據排除。
但是作為非法取證的引誘手段，從一開始就是以肉刑或變相肉刑拉開序幕的，總是與肉刑或變相肉刑相伴而生，并為肉刑或變相肉刑收場謝幕，這當中，犯罪嫌疑人嘗盡各種非人待遇，受盡酷刑折磨，甚至幾何時逃出鬼門關。
上海刑事大律師覺得，因為誘供使得犯罪嫌疑人被稱為“鐵板釘釘”的罪犯，因為誘供使得犯罪嫌疑人在法庭上毫無翻身之力，因為誘供將犯罪嫌疑人與偵查人員完全對立起來，犯罪嫌疑人斬釘截鐵的“翻供”，義憤填膺的辯解、飽含血淚的控訴，無不充斥著對誘供的痛恨與反抗，這就是犯罪嫌疑人對引誘非法取證手段的直接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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