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實踐中，如果某次索賄行為所取得的財物數額確實極其微小（例如，受賄人之前沒有向對方提出數額較大或巨大的索賄要求，對方給多少受賄人都收下，但某次主動索賄僅得到幾百元或者一兩千元）的，可以認為該次索賄行為沒有達到值得刑罰懲罰的程度，不計入“多次索賄”的總次數中，這種多次盜竊中某一次取得財物數額極其低微，因而該次盜竊不作為多次盜竊的一部分予以考慮是相同的道理。徐匯刑事律師提醒您一些有關的情況。

　　多次索賄的所得額在整個受賄犯罪中所占的比例較小的，如何處理？例如，行為人受賄總數為160萬元，雖索賄3次，但每次都僅取得1萬元，索賄數額在犯罪總額中所占的比例極其有限，對其是否還應當認定為具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適用10年以上有期徒刑這一檔法定刑？

　　實務部門目前有觀點認為，只有多次索賄的數額已經達到150萬元以上的，才能將法定刑升格到10年以上；還有人主張指出，應當對通過多次索賄所取得的財物進行折算，例如，可以進行翻倍折算，只有多次索賄經折算后的數額加上被動收受的數額共計達到300萬元的，才能適用10年以上有期徒刑這一檔法定刑。

　　例如，受賄總數為160萬元，其中，索賄3次得款145萬元的，對其索賄部分翻倍計算為290萬，再加上其被動收受的15萬元，其受賄總數額就成為305萬元，應當適用升格后的法定刑；如果受賄總數為160萬元，雖索賄3次，但每次都僅取得1萬元的，經對索賄數額翻倍折算后其受賄總數額也僅為163萬元，對其就不能適用10年以上有期徒刑這一檔法定刑。

　　筆者認為，索賄數額必須達到150萬元以上才能適用升格法定刑，以及對索賄數額進行折算等主張都過于重視犯罪數額，與《刑法修正案（九）》的立法主旨不符，是將受賄罪這種瀆職犯罪簡單等同于財產犯罪，且沒有重視索賄行為自身的嚴重危害性，缺乏充分的理論和實踐支撐。

　　因此，對多次索賄，即便其所得額在受賄總數額中所占的比例是有限的，也應當依情形認定為較重情節、嚴重情節和特別嚴重情節。如行為人受賄總數為160萬元，索賄3次且每次都僅取得1萬元的，也應當適用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規定，因為多次索賄原則上只強調次數，如果要求索賄數額在犯罪總額中必須占較大比例或進行折算，都等于是將危害性很嚴重的索賄犯罪降格進行處理。

　　多次索賄的“多次”是否有時間間隔上的限制。關于多次盜竊，司法解釋有時間限制性規定，即“2年內盜竊3次以上”的，才是多次盜竊。如果超過了這個時間限制，就不再成立多次盜竊，例如，3年內才盜竊3次的，等于行為人在2年內只盜竊了1次或2次，不是多次盜竊。

　　對多次索賄的，司法解釋沒有做如此限制，體現了司法上從嚴懲治受賄犯罪的意圖，這和多次搶劫沒有時間間隔的限制是相同的道理。針對同一人或同一請托事項的多次索賄能否認定為“一次”索賄？對此，筆者認為，要根據案件情況具體分析：在同一天或者間隔很短的時間內，向同一人索賄的，可以考慮認定為“一次索賄”，即行為人一次索賄，對方分多次提供賄賂物。

　　雖然是向同一人索賄，但多次索賄之間的時間間隔很長的，可以認定為多次索賄；針對同一個為他人謀取利益的事實，事前、事后多次向他人索賄，且間隔時間不長的，原則上不應當評價為多次索賄。這樣的處理思路，和認定多次搶劫的法理相同：在前后緊密關聯的時間、同一空間對多人實施多次搶劫行為的，認定為一次搶劫。例如，罪犯某晚在某路口或居民樓內，先后連續不斷地對多人實施搶劫的，由于搶劫時間、空間條件具有緊密關聯性，故不會被認定為多次搶劫。

　　多次索賄對量刑的影響究竟有多大。在多次索賄成為法定刑升格條件的情形下，多次索賄情節的存在并不意味著對行為人就一定要在升格后法定刑的最高限或接近最高限度的限度內確定宣告刑，正確的處理方式應該是：由于有多次索賄的情節，法定刑可以升格，但被告人如果沒有其他情節的，原則上應該在盡可能接近升格后法定刑的起刑點這一端處刑。

　　行為人受賄19萬元，但其中存在多次索賄行為的，對被告人應該在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法定刑幅度內處罰，如果其無其他犯罪情節，判決宣告的刑期就應當在法定刑幅度的“中線以下”且盡可能接近3年這一端，而不是朝著10年這一側靠近，否則，就會導致受賄19萬元，因有多次索賄這一個情節而被重處者的刑罰和受賄290萬元的罪犯刑期相同，從而與罪刑相適應原則有所抵觸。

　　徐匯刑事律師認為，多次實施索賄行為，其中有2次既遂，1次未遂的，是否屬于多次索賄？筆者認為，如果考慮索賄行為的嚴重危害性，對明確提出數額較大及其以上的索賄要求但未遂的，也完全應當認定為1次索賄，沒有必要要求每次索賄都達到既遂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