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法律一直被看作是統治和鎮壓百姓的手段，所謂“順我者賞，逆我者刑”，378法的興廢只在君主的好惡之間，法的權威也來自君主權威，從而形成了極端法律工具主義的價值取向。徐匯刑事律師為您解答一下有關的情況。

　　而在法律的內容上，則是以刑為主，諸法合體，但是程序法從來沒有獲得獨立的地位。傳統的影響不可能因新制度的建立而驟然停息，“它們仍然從墳墓中支配著我們”。

　　建國后，“打擊敵人、懲罰犯罪”歷來都是我國刑事訴訟的主要任務，“重實體、輕程序”，“重打擊、輕保護”，“重國家，輕個人”的觀念十分牢固。就公安司法機關而言，不管是“嚴打整治”政策，還是“限期破案”“命案必破”的訴求，以及唯實體的考核指標，都給人以忽略程序、不計過程的印象，成為滋生刑訊等非法取證現象的溫床。

　　實踐中，一些偵查機關甚至只把“不出人命”作為對偵訊工作的最低要求。因此，非法證據可以排除，人權保障也可以加強，但對犯罪的打擊和維護社會穩定是不可觸碰的底線。一旦排除規則的適用可能以“放縱犯罪為代價”或者可能引發被害人“上訪”，司法機關必然產生猶疑甚至抵觸。

　　而就民眾而言，程序正義的觀念尚未深入人心，人們習慣接受的信念依然是：“容忍小惡，才能止于至善”，其對非法取證行為及非法證據的評價也是建立在“能夠給我帶來什么利益的成本算計”基礎之上的。民眾雖然希望公安司法機關嚴格、文明執法，但更期待“真相大白”及“善惡有報”—犯罪者得到應有的懲罰，不愿意接受僅因辦案程序錯誤就排除證據，從而使犯罪者逍遙法外。

　　三是訴訟構造。1979年的《刑事訴訟法》構建起來的訴訟程序過于追求犯罪控制，強調刑事訴訟中國家專門機關的“流水作業”，被追訴者的地位客體化，線形訴訟結構的特征非常明顯。

　　1996年的《刑事訴訟法》及2012年的《刑事訴訟法》雖然不斷加強了對被追訴者權利特別是辯護權的保障，強化了控方的舉證責任，適度限制了法官的職權調查，但刑事訴訟的基本結構依然沒有改變。作為一項有憲法根據的訴訟原則，公安司法機關在刑事訴訟中仍應“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共同完成“懲罰犯罪，保護人民”和“保證準確有效地執行法律”的使命。

　　尤其是對共同使命的強調，使得專門機關之間事實上形成“分工不分家”“協同作戰”的關系，相互之間配合有余、制約不足，出現了一定程度上的同質化。再加之偵查屬于“治罪流水線”上的基礎工序，且絕大多數強制性偵查措施和技術偵查措施的適用無須經過司法審批。

　　審查起訴和審判只是對偵查“半成品”乃至“準成品”的完善和確認。從而不可避免地導致檢察機關輕信公安結論，審判機關又盲從公訴意見，起訴、審判受制于偵查，形成所謂的“偵查中心主義”。

　　對于偵查階段獲取的證據，檢察機關和審判機關較為信任；被追訴者翻供的，司法機關重視不足；對于可能存在的刑訊等非法取證行為，疏于調查，“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而對于非法證據，不敢、不愿排除，因為利益共生關系的存在，使得排除非法證據實質上變成了公安司法機關的一種自我否定和懲罰。

　　四是口供中心主義與“印證證明模式”。我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突出對刑訊獲取的口供地排除。然而實踐中，公安司法機關仍具有濃厚的“口供情結”，偵查、審查起訴和審判工作多是圍繞口供而展開，并將口供作為定案處理的主要依據，形成了口供中心主義的訴訟方式。

　　在口供中心主義理念和訴訟方式的作用下，公安司法機關不自覺地放大了無供定案的訴訟風險：缺少口供，偵查機關不敢提出起訴意見，檢察機關不敢起訴，法院不敢定罪。

　　徐匯刑事律師認為，尤其是在重罪案件或死刑案件中，缺少口供仍然能定罪量刑的案件屈指可數。相反，只要有被告人供述，不管是否當庭翻供，法院作出無罪判決的相當少見。而習慣了“無供不錄案”而又對冤案心有余悸的民眾，也擔心“零口供”案件會成為法律的“賭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