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婦女權益保護問題備受關注，《婦女權益保護法》也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上海普陀區刑事律師為你分析拐賣婦女要怎樣追責？

　　去年12月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護法下簡稱草案）于去年12月20日提交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二次會議初審，并于12月24日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網上公開征求意見。

　　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很少有42萬多條法律意見，參與超過8萬人。

　　相比之下，同期征求意見的其他法律草案只有幾十到幾百人。

　　可見，這一草案引起了公眾的關注，將前所未有的熱情投入到保護婦女權益上。

                                             

　　非法成本太小，需要解決

　　自1992年正式頒布實施以來，《婦女權益保護法》無疑在提高婦女地位、保護婦女權益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然而，隨著社會的發展，這項法律也被指控過于原則，對其內涵、形式、肇事者責任和具體處罰程序沒有詳細的解釋和規定。

　　在現行法律中，確實有許多宣傳條款。法律能否發揮作用，要注意法律責任是否明確，相關問題的處理機制是否明確完善。

　　西南政法大學人權法學教授趙樹坤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他長期致力于女權研究。

　　在司法實踐中，法院根據《婦女權益保護法》判決較少，因為法律過于原則，缺乏可操作性。

　　修法力度之大，修法內容前所未有。

　　現行《婦女權益保護法》共9章61條，修訂草案48條，保留12條，刪除1條，新增24條，修訂后共9章86條。

　　由于修改力度大，被認為是廢舊立新。

　　草案不僅明確回應了近年來職場性別歧視、性騷擾、農村婦女財產繼承權等熱點問題，還細化了家庭PUA、婦女家務經濟補償、婦女廁所、母嬰室數量等生活細節。

　　趙樹坤肯定了草案的整體內容，認為目前草案的規定可以起到一定的保障作用。

　　例如，將以前的法律責任部分改為法律救濟和法律責任，明確了救濟的主體和方法，并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同時，對上述規定的權利對法律責任有明確的回應。

　　但她也認為，草案中對違法處罰的調查較輕。

　　雖然草案明確了有關單位保護婦女權益的義務，但大多數違法責任都是責令改正的。這種處理使得違法行為不需要付出太多代價。

　　趙樹坤說：在此基礎上，可以適當增加對違法行為的處置措施。

　　近日，輿論也聚焦拐賣婦女違法成本低的問題。

　　實際上，解救拐賣婦女的過程是困難的。呂這是因為責任人和責任單位的監督問責機制不到位。

　　他建議在草案第八章的法律救濟和法律責任中規定有效的法律責任措施，如防止拐賣婦女進入地方政府績效考核制度，并實行一票否決制度。

　　地方政府只有注重政績，才能真正督促有關職能部門及其工作人員認真履行法律職責。

　    無論法律和政策有多好，如果沒有強有力的法律責任機制，實施效果肯定會大大降低。

　　此外，現行《婦女權益保護法》章節之間的界限和邏輯也不清楚。在修訂過程中，應科學整合和選擇以往的法律、法規和政策。

　　例如，婚姻和家庭權利與個人權利、財產權之間的交叉和家庭關系中的個人權利和財產權的保護比個人女性弱。

　    在《婦女權益保護法》中，拐賣婦女在第六章的人格權益中。從立法框架來看，不可能將人格權益置于財產權益之下。人格權應當在財產權之前提高。

                                             

　　強制報告制度

　　全國人大常委會在上述草案初審中承認，從我國現實來看，婦女綁架、性侵、家庭暴力等問題尚未得到根本解決。

　　山東省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主任王亮在小組審議中建議，要進一步加強對拐賣婦女的打擊，落實拐賣與收購同等責任，消除拐賣的潛在因素。

　　根據販賣、婦女收購、兒童犯罪司法案件數據分析報告，截至2019年，販賣婦女、兒童案件已發生在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港澳臺不統計）。

　　根據中國人民公安大學1038份裁判文件的分析統計，中國被綁架婦女的年齡從14歲到60歲不等，主要集中在14歲到30歲之間。

　　超過四分之一的受害者（26.7%）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如精神發育遲緩、精神分裂癥、抑郁癥、癲癇等。15.2%的受害者多次被出售。

　　事實上，有關規定已經反映在《婦女權益保護法》中。現行法律總則禁止歧視、虐待、遺棄和傷害婦女；第三十九條明確禁止綁架、綁架婦女；禁止購買被綁架、綁架婦女；禁止阻止被綁架、綁架婦女的救助。

　　趙樹坤認為，販賣婦女、性騷擾、性別歧視等社會問題不能僅僅通過立法來完全解決。

　　一方面，任何主體都有權采取行動侵犯婦女的社會環境；

　　另一方面，要加強有關責任部門履行職責，設立村/居(民)委員會、社會救助機構、福利管理機構等部門的強制報告義務，不僅要及時采取措施制止婦女犯罪，還要督促公共服務或職能部門履行職責。

　　?草案應考慮加入職能部門發現被拐賣婦女后的強制報告制度。

　　強制報告的責任主體應當是有關部門，如婚姻登記機關，經初步審查發現可能涉嫌拐賣的，應當及時報告；

　　另一個例子是，在醫療機構及其工作人員被送往醫療機構的孕婦分娩過程中，醫生和護士發現未成年人或其他信息涉嫌被拐賣，需要及時報告；

　　還有村委會，發現被綁架婦女也要強制報告。

　　事實上，國務院辦公廳在去年4月發布的《中國反對拐賣人口行動計劃（2021-2030年）》中提出，婚姻登記人員發現涉嫌拐賣婦女的，應當及時報告制止。

　　公益訴訟制度

　　法律專家還認為，除建立強制報告制度外，還應引入公益訴訟，進一步加強對婦女權益的保護。

　　目前，現行《民事訴訟法》建立了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公益訴訟制度，如環境污染和重大消費者權利保護。法律規定的機關和有關組織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近年來，公益訴訟的適用范圍不斷擴大。法律明確了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食品藥品安全、國有財產保護、國有土地使用權轉讓和英雄烈士權益保護五類公益訴訟。

　　涉及侵犯許多婦女合法權益、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也應盡快納入法律建立的公益訴訟制度。上海普陀區刑事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