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斷故意殺人者的精神狀況？上海殺人案律師為您解答

　　上訴人張扣扣主觀惡性極大，犯罪手段特別殘忍。犯罪后果和罪行極其嚴重，一審判決量刑適當。上訴人張交口辯稱，這些殺戮是針對王兄弟的，因為他們都要對他們母親的死亡和不公正的判決負責，而且他沒有對王女士或王家以外的任何人實施暴力，所以他沒有殺害無辜的人。普陀刑事辯護律師帶您了解一下有關的情況。

　　事實勝于雄辯。如前所述，1996年張母親傷亡一案沒有不公正的判決，對張母親死亡的直接責任人只有王正軍。王子欣和王福軍雖然在現場，但他們和張母的死因發生無因果關系，更何況軍隊不在現場。張國考殘忍地殺害了無辜的王子欣和王學軍，后來又捏造了王氏父子的所謂“罪行”，企圖陷害人，在情勢上、在不合理的情況下、在法律上。

　　檢察官認為，在現代法治社會，“血親復仇”早已被廢棄為一種民俗，國家救濟渠道暢通，除非有正當防衛等緊急情況，否則不允許私力救濟。這是維護社會公共秩序的需要，也是公訴案件排除私力救濟的根本原因。當然，法律也有溫度。

　　根據我國的刑事司法政策，有因的案件在量刑時可以考慮作為酌定減輕情節。本案中，張扣扣母親被傷致死，確實給她幼小的心理蒙上了陰影。這也是她22年后選擇王家而非他人作為發泄對象的“導火索”，在對她量刑時可以按照酌定從輕情節處理。

　　然而，張扣扣對殺人目標的選擇，不僅指向了當年負有直接責任的王，而且還大肆擴大了泄憤的目標，指向了王家另外三個無辜的人。事實上，王福軍活下來只是因為他沒能回家。這種卑劣的行為不僅僅是簡單的“報復”，而是超出普通大眾情感承受能力的“殺戮”，顯示了其人性的真實一面。張扣扣濫殺無辜，應依法嚴懲。

　　本案一審檢察監督機關的公訴意見，已經就上訴人張扣扣主觀影響惡性極深，犯罪行為手段需要特別殘忍，犯罪法律后果和罪行都是極其具有嚴重，以及企業雖有自首情節發展但不足以對其從輕或者處罰的理由，進行了研究充分的闡述，檢察員完全可以同意。

　　剛才，檢察員就認定上訴人張扣扣犯罪活動動機卑劣，以及其濫殺無辜又進行了一個詳細的闡述。綜合分析考量本案的事實、性質、情節、后果及主觀形成惡性后，檢察員認為，一審法院判決對張扣扣判處死刑的量刑方面并無明顯不當，罰當其罪。

　　對上訴人的全面答復，包括上訴理由和辯護人的意見。張扣扣對兩次刺王未歸的上訴理由。

　　上訴的理由顯然與證據和客觀事實不相符，而且不成立。王義安證明“從窗口看到兇手，回到王正軍面前，用刀捅了王正軍幾刀”; 王寶證明“持刀男子爬出溝渠，騎在路邊，用刀捅了他”; 王亞軍證明“戴面具的男子爬出溝渠，然后回到王正軍亂戳的尸體上，捅了很多刀”; “該男子爬起來，跳上馬路，來到躺在地上的男子面前，彎下腰，用刀捅了地上的男子”。

　　上述四名證人的證詞可以互相印證，明確證實了張國口兩次刺殺王正軍的事實。關于傳統辯護人可以提出張扣扣在作案情況時有一種精神文化障礙的可能，應對其做司法精神病鑒定的意見

　　判斷被告人的刑事責任能力是對其定罪量刑的前提和基礎。刑事責任能力包括辨認能力和控制能力。辨別能力是指行為人在刑法上對其行為的意義、性質、作用和后果的辨別能力?？刂颇芰κ侵感袨槿擞心芰Q定自己的行為是否觸犯刑法。

　　根據司法部《精神障礙患者刑事責任能力鑒定指南》(2016年版）總則第4、5條的規定，辨認能力和控制能力的鑒定主要從犯罪動機、犯罪時間、地點、對象選擇、犯罪后果的估計等方面進行。結合本案：

　　1、所有的母親和父親親屬都可以證實張口身體健康，沒有家族精神病史。

　　2、體檢單、戰友證詞、同事證詞、朋友證詞、鄰居證詞等，都能證明張口口在事發前身體健康、工作生活正常、與人溝通正常，生活能照顧好自己，沒有異常行為。

　　普陀刑事辯護律師注意到，犯罪前，張國口進行了周密的策劃。在犯罪時間和目標選擇方面，他們專門選擇了王在農歷年初三聚會的時間進行“滅門”殺人； 在地點方面，他們專門選擇了王回來祭祖的時間，用單刃刀、恐嚇玩具槍、汽油燃燒彈等防止受害者開車逃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