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實現“抗訴”與“上訴”衡平？這一問題的底層邏輯其實是如何兼顧“公正”與“效率”。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價值取向的確是提高司法效率，但是，當“公正”與“效率”價值沖突時，應當堅持“公正優先，兼顧效率”的原則，這是保障人權的應有之義。上海刑事辯護律師來帶您了解一下具體情況。

　　正如前文所述，本案結果有利于被告人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卻還有不少上訴的情況，說明制度運行過程中存在問題。如果想要降低認罪認罰案件被告人的上訴率，一味地以抗訴來壓制上訴，而不探求問題的根本，是一種本末倒置的做法。根本在于解決該制度運行過程中暴露的問題。

　　（一）審查起訴階段設置中立第三方進行審查，制度上平衡控辯雙方的權利

　　為了避免“協商”變成一邊倒的要么接受、要么拒絕的“通知”，我們認為有必要在審查起訴階段設置中立的第三方對認罪認罰的案件中事實向犯罪嫌疑人進行單獨核實，對有爭議的內容可以召開犯罪嫌疑人、辯護律師、檢察官、第三方的四方會議對爭議事實進行審查，還可以對辯護律師提出的辯護意見不采納的原因進行審查，對量刑建議是否真正做到“從寬”進行審查。

　　第三方認為確實有爭議的案件，不應當適用認罪認罰，不能以犯罪嫌疑人以從輕處罰為目的就適用認罪認罰。

　　在制度設計上，還可以考慮進一步賦予犯罪嫌疑人、辯護人更多的權利以平衡檢察機關過于強大的權力，或者賦予檢察機關更多的謹慎義務，避免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設計失衡。

　?。ǘ┨剿鲗彶槠鹪V階段認罪認罰協商前的證據開示制度的具體程序，保障被追訴人對證據信息的知悉權

　　在認罪認罰案件中，司法機關認定事實的時點實質上提前至審查起訴階段，相應地認定事實的權力也更多集中于檢察機關。換言之，從實質上的權力配置而言，在認罪認罰案件中，檢察機關更居于主導地位。有犯罪嫌疑人有委托辯護律師，有犯罪嫌疑人并沒有委托辯護律師，只有法律援助值班律師予以見證。

　　雖然《高檢規則（2019）》和《法律援助值班律師工作辦法》都明確規定了值班律師享有閱卷權，但正如前文所述，基于種種客觀原因，值班律師沒有動力詳細閱卷，這就必然導致控辯雙方關于指控證據的信息不對稱。

　　很多認罪認罰被告人上訴的原因，就在于庭審中發現檢察官開示的證據、指控的犯罪事實和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之前和自己說的并不一樣，感覺自己被騙了，認為自己所犯罪行并不至于最終的量刑，因此提出上訴。

　　2019年兩高三部發布的《關于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指導意見》第二十九條提出了“人民檢察院可以針對案件具體情況，探索證據開示制度，保障犯罪嫌疑人的知情權和認罪認罰的真實性及自愿性?！?

　　考慮到值班律師主動閱卷的動力不足，以及提高證據開示的效率，可以建立由檢察官、被追訴人和值班律師或辯護律師共同參與的三方證據開示制度。在這一過程中，由檢察官一一展示各項證據，提出指控的事實和罪名，再由被追訴人、值班律師或者辯護律師進行質證，提供新的線索或提交新的證據。

　　1、誤解型上訴

　　此種上訴類型可能是由于辦案機關對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釋明工作不到位，或者是由于控辯雙方對案件事實存在不同看法，或者雙方溝通不通暢而產生了錯位，導致最后法院的裁判超出被告人對于判罰的心理預期，最終以量刑過重為由提起上訴。但此種情形下，在一審法院作出判決的時點，被告人的認罪認罰依舊是真實的、自愿的。

　　2、技術性上訴

　　此種類型的被告人對一審判決的定罪和量刑都沒有異議，是基于認罪認罰內容之外的其他理由提出上訴，比較典型的就是為了“留所服刑”而進行上訴。實踐中對于這類情形，也有法院在檢察院同步抗訴的情況下，維持了一審的量刑，并沒有加重刑罰。

　　例如，被告人賈某對重慶市云陽縣人民法院的一審判決不服，以原判定罪錯誤，量刑過重為由向重慶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云陽縣檢察院同步進行抗訴，重慶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支持云陽縣人民檢察院的抗訴意見和理由。但在二審審理過程中，被告人賈某申請撤回上訴。

　　重慶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認為：“上訴權是刑事訴訟法賦予被告人的基本權利，在認罪認罰案件中被告人當然享有上訴權，但其內容應受一定限制。鑒于二審期間查明上訴人賈某上訴真正目的在于拖延訴訟時間，以便留在看守所執行剩余刑期，且自愿撤回上訴，故檢察機關的抗訴意見已無事實依據。據此駁回重慶市云陽縣人民檢察院的抗訴，維持原判刑事部分，并準許上訴人賈某撤回上訴?！?

　　如果有證據證明被告人最初的認罪認罰就是虛假的，那么此時一審法院基于虛假的認罪認罰作出的判決必然是錯誤的，此種上訴即為暴露型上訴。

　　當然，這只是學理上的一種分類，實踐中的情形千變萬化，可能沒有辦法準確歸類，但這種分類為我們提示了一種處理方式，只要掌握其背后的法理和判斷邏輯，即判斷在一審判決作出之時，被告人認罪認罰的心態是否真實、是否自愿，則可以不變應萬變。而在目前《量刑指導意見》第三十九條規定項下，對于被告人來說，如果對一審判決不服，比較穩妥的做法是不輕易以量刑過重為由進行上訴。對于檢察機關來說，不應當只要被告人上訴就不加區分地一律抗訴。

　　綜上所述，上海刑事辯護律師認為，認罪認罰被告人的上訴權不應被限制，更不應被剝奪?！度嗣駲z察院辦理認罪認罰案件開展量刑建議工作的指導意見》第三十九條的規定并不合理，該司法解釋沒有權力限制認罪認罰被告人的上訴權，應當修改或者廢除。檢察機關以“抗訴”反制“上訴”的理由存在邏輯錯誤。認罪認罰案件中要么設立第三方中立機構對認罪認罰案件進行審查，要么在制度上進一步賦予犯罪嫌疑人及辯護律師的更多的權利以平衡檢察機關的權力，要么賦予檢察機關更多的謹慎義務，最終確保犯罪嫌疑人真正自愿認罪認罰，真正達到公平與效率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