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刑事訴訟律師為您講解刑訊逼供的危害后果

　　心理自我平衡理論告訴我們，只要自己確有犯罪事實，即使偵查人員對其施行了刑訊逼供和誘供，但心理自我平衡后，犯罪嫌疑人在心理上會自我消除刑訊逼供和誘供留下的不滿印痕。上海刑事訴訟律師來帶您了解一下具體情況。

　　但如果犯罪嫌疑人確實沒有犯罪事實，卻因刑訊逼供和誘供而身陷囹圄，壓抑的心理將會翻倍反彈，甚至固執地堅持控訴，從此走上終身控訴的不歸路。因此，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對引誘的反應情緒可以總體判斷引誘的合法性問題。

　　一般而言，合法的取證模式，是遵循由證到供－由供到證－證供相結合的取證模式，即先有證明犯罪事實的物證、書證、證人證言、鑒定意見等，根據這些證據綜合評價后，再根據這些證據共同指向某某人系犯罪嫌疑人，而后對犯罪嫌疑人進行訊問。

　　犯罪嫌疑人供述與先前的其他證據相互印證的，則證供印證，事實清楚；如果犯罪嫌疑人供述與先前的其他證據相矛盾，則重新核實取證，排除證據的矛盾性，直至證據間相互印證。在由證到供－由供到證－證供相結合的取證過程中，引誘作為訊問技巧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一方面可以驗證犯罪嫌疑人供述的真偽，另一方面還可以揭穿犯罪嫌疑人的虛假供述或抵賴態度。

　　所以，作為偵訊技巧的引誘手段，遵循的是一種雙向的、動態的證據模式。例如，在一起民事案件當事人控告法官受賄案件中，當事人提供了向法官要求退回賄賂款的錄音資料，在該錄音資料中，法官承認了受賄事實，但卻拒不退贓。

　　除此之外，當事人還提供了其行賄之前與家人討論行賄事宜的其他證人證言。而且，偵查人員還調取了當事人行賄資金來源的憑證以及民事案件的卷宗材料。面對這樣的證據材料，偵查人員只要通過稍微的誘導性訊問，就可以獲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

　　但作為非法取證手段的引誘，采用的是簡單的由供到證的單線取證模式，即先從犯罪嫌疑人口供中撬開“犯罪事實”，再從“犯罪事實”中所涉及的證據線索調取其他證據材料，其他證據材料也要根據偵查人員對案件的理解進行適當的加工。

　　所以，由供到證的證據模式中，因為口供往往是非法證據，依該口供收集到的其他證據則屬于“毒樹之果”，不具有證據能力，同時，所謂的“證”也是編造出來的或整形出來的，而不是偵查人員發現的。那么，整個案件的有罪證據就是建立在沙粒之上，隨時都有坍塌的危險。

　　例如，在某區法院原院長吳某某受賄案件中，偵查人員給吳某某定下的受賄指標是300萬元，吳某某為了完成指標，就從朋友圈里找出幾個朋友作為行賄人，編造了行賄的事實，經過偵查人員篩選，有些行賄人沒有打過官司，也沒有在當地常住營生，沒有向吳某某行賄的前提條件，就要求刪除這部分的行賄名單。

　　吳某某就繼續編，從朋友圈中挑出曾經打過官司的或在當地開辦公司的朋友進行“交代”，“交代”的行賄理由是為了案件得到關照或希望今后有訴訟案件能夠得到關照。偵查人員就按照吳某某開具的“行賄人名單”向“行賄人”調查取證，大部分“行賄人”暴跳如雷，辯稱自己根本沒有行賄事實，拒絕接受調查。

　　偵查人員就威脅說拒不配合的將要采取強制措施，部分“行賄人”因此就范?？梢?，當引誘作為非法取證手段時，堅持的是以惡性慣力向前滾動的單線的取證模式，該種取證模式還是封閉的，不會吸納外部合法證據參與循環、識別，導致冤假錯案一直向前推進。

　　有人對此有不同的主張，如法官譚勇在《誘供對事實認定的影響——以法官事實認定為視角》1一文中認為，由供到證的證據模式，不容易發生誘供，因為偵查人員并沒有掌握過多的案件事實，

　　上海刑事訴訟律師覺得，對案情的了解程度非常有限，不足以對犯罪嫌疑人產生錯誤性的誘導。相反，在由證到供的證據模式中，更容易發生誘供，因為偵查人員掌握了太多的案件信息，只有掌握了案件信息才能產生誘供。確實，單純從理論上分析是這樣的。